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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實施過程中的幾個誤區

發布時間:2015-05-05 作者:周廣桂
《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八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1994年7月1日起施行,《公司法》共分11章230條,主要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這兩種形式的公司制度。《公司法》的實施打破了各種所有制之間的界限,樹立了以資本決定權利義務的理念,形成了投資渠道多元化的格局,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起著不可或缺之作用。可以如此斷言,沒有《公司法》就沒有現代企業制度,更沒有現代公司制度。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好的法律制度不一定能夠得到切實的實施,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傳統理念的問題,有政府規制的問題,有法律解釋不足的問題,還有部門法之間的沖突問題,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使得法律實施和法律制度本身產生脫節,也就是所謂的誤區,具體說來,《公司法》實施當中有如下誤區:
    一、實踐過程中,重董事會,輕股東會和監事會。
    從《公司法》規定看,我國實行的是權力機構下的二元結構體制,即股東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權力機構下設董事會和監事會,董事會是公司的管理機構,監事會是公司的監督機構。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更多地注重董事會,輕視股東會和監事會,比如《公司法》第43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會會議分為定期會議和臨時會議。定期會議應當按照公司章程的規定按時召開。”《公司法》第104條也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應當每年召開一次年會。”但實際運行過程中,有的公司一年一次的股東會都不能如期召開或干脆不召開,股東會形同虛設,重大問題悉由董事會決定,形成了董事會取代股東會的局面,至于說監事會,公司《章程》中雖有監事會制度,但完全是擺設,根本起不了監督作用。有的公司將監事變成安慰性的職務,將退居二線的干部安排到監事會,形成監事會不“監視”的局面。這一現象的后果是嚴重的,一方面給少部分人獨斷專行提供了便利,容易滋生腐敗,損害了廣大股東的權益,另一方面容易導致公司行為無效,甚至產生法律訟爭,不利于公司的健康發展。其實,從公司法律制度看,“三會”(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職責分明,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有些事項應由股東會決定而未經股東會的就是無效的。有些事項應當由董事會研究決定而未經董事會決定的,同樣也是無效的。因而,現在的問題不是有沒有好的法律制度問題,而是有了制度應當如何嚴格執行的問題。從全國范圍看,由于沒有處理好“三會”關系而引起的訴訟呈上升趨勢。這一問題應當引起重視,且刻不容緩。
    二、實踐過程中,重實體內容,輕程序內容。
    《公司法》是一部實體法,但同時也有很多程序性的內容。比如說,《公司法》第44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召開股東會會議,應當于會議召開15日以前通知全體股東”。《公司法》第105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召開股東大會,應當將會議審議的事項于會議召開30日以前通知各股東”。這就是有關股東會和股東大會召開問題上的程序性規定,但在現實生活中,大部分公司召開股東會或股東大會沒有這么做。有的在會議前的一、二天以電話或黑板通知形式告知各股東,有的甚至以傳口信方式通知股東,使少數股東因來不及安排手中工作而無法按時到會。對股東會或股東大會討論的相關內容也應提前以書面方式告知各股東,讓各股東有充分的準備時間,但現實生活中,鮮有公司能夠做到這一點,特別是有限責任公司,更無法做到這一點。再比如,《公司法》第176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應當按照公司章程規定的期限將財務會計報告送交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財務報告應當在召開股東大會年會的20日以前備置于本公司,供股東查閱。以募集設立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須公告其財務會計報告”。但現實生活中,大部分公司的做法不如人意,致眾多股東無法了解公司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個別股東在提出要求之后才獲準閱覽相關的財務資料,少數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常常以“財務秘密”為由拒絕透露或披露公司財務狀況,即使公開或披露,往往是虛假的財務情況,使得股東無法知道公司的真正財務和經營狀況,無法知曉公司的贏虧情況,到頭來各股東還要按股份份額承擔民事和法律責任,這對股東來說是極端不公平的。
    三、實踐過程中,重大股東,輕小股東。
    《公司法》實施過程中的另一誤區是重大股東、輕小股東,《公司法》賦予大股東尤其是控股股東的絕對的權利,比如說,股東會的表決就是按出資比例確定表決權的,《公司法》第41條規定:“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就是說,在股東會議上是以出資多少決定權力和地位的,誰的出資多,誰的表決權就大。由于《公司法》中有這樣的規定,加上其他因素的影響,在公司運行過程中,大股東尤其是投資超過注冊資本半數的股東受到極度重視,他們不僅可以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而且把持公司“三會”,所有決策和方針其實就是大股東的意思,形成了“一股壓倒眾股”的局面,小股東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其實,只要仔細研究,我們不難發現,《公司法》也注重保護小股東的權益,比如說,股東會上重大事項須經2/3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就是說,只要大股東沒有大到2/3以上的,大股東的行動仍然受到小股東的制約。再比如財務公開制度、監事制度等都是為了制約大股東同時為了保護眾多小股東的利益而設置的。因此,從立法上看,大小股東的權利均受法律保護,但在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國有股、法人股和自然人股東并存的公司,輕視甚至踐踏小股東權益事件時有發生。這些現象的發生,挫傷了中小股東的積極性,不利于建立基于民主管理、科學決策基礎之上的現代企業制度,應當引起理論和實踐部門的關注。
    四、實踐過程中,重公司利益,輕社會責任。
    我國《公司法》第一條規定“為了適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該條開宗明義,規定了《公司法》立法的依據、目的和宗旨,其中,講到保護“債權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這是《公司法》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也是首次以立法的方式對公司的社會責任提出要求。公司的社會責任即指公司除對股東負責以外,還應對公司的債權人、雇員、供應商、用戶、消費者、相鄰居民等主體負責,但在現實生活中,少數公司一味追逐經濟利益,奉行股東中心論,對公司的債權人、消費者、雇員等與公司有密切關聯的群體漠不關心,有的甚至鉆法律的空子,損害關聯群體的權益。比如個別公司在交易過程中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損害消費者利益;個別公司在生產過程中不遵守《環保法》,污染空氣水源,損害相鄰居民權益;個別公司在債權債務糾紛中耍無賴,以時效和證據等手段逃避債務等等。這些現象的存在,嚴重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和社會生活秩序,違背了《公司法》立法宗旨,應當引起整個社會的注意。
    五、實踐過程中,重人格力量,輕制度力量。
    目前,公司運行過程中,有一個奇特現象,即有一定規模和影響的公司往往與某個人聯系起來,其邏輯是:某人是某公司的法人代表──沒有某人就沒有某公司的發展──也就沒有某公司的今天──某人即等于某公司。如此,將公司的發展功勞歸于一人之身,將公司的前途和命運系于一人之手。不僅我們的社會有這種看法,我們的政府、新聞媒介、理論工作者也都不約而同地認可這一看法并競相推崇這種“人格力量”現象。其實,對一個公司來說,他的資本來源于各股東,在股東會(大會)的基礎上產生董事會和監事會,然后在董事會基礎上產生董事長(法定代表人)和總經理,就是說,從制度上看,一個核心人物的出現是通過選舉過程產生的,如果連股東或股東代表都不是,再有能力的人也成不了公司的核心,因此,成為公司核心人物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從根本上看只與資本、股份和投資有關,與個人的能力毫不相干,但在現實生活中,當某個公司取得重大成績時,我們的社會往往將這種偶然現象看成必然,將公司成績記到核心人物名下,炒作核心人物的“人格力量”,似乎此人無所不能,所向披靡,而對制度力量和全體股東的努力不屑一顧。我們認為,一個公司的強大有諸多因素,個人因素始終是因素之一,我們不能究其一點,不及其余,更不能夸大個體力量,輕視制度和群體力量。現實生活中,由于過分依賴個人引起的災難性后果數不勝數。我們應當正確領會《公司法》,運用《公司法》規范公司行為,而不應迷信個人力量。
    六、實踐過程中,重政府規制,輕法律制度。
    我國公司制度的設立才短短十年,由于長期計劃經濟影響以及目前體制上存在的問題,我國的公司受到的限制太多,法律上雖然規定各級政府不干預公司的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但實際運作過程中很難做到。一是傳統理念認為公司應受制于政府,政府不管理公司,市場就會亂套;二是少數政府職能部門不肯放棄手中權利,巧立名目對公司進行各種形式的監督檢查,借機顯示職能部門的權利;三是公司在有些方面也確實有求于政府及各職能部門,習慣于通過行政程序解決一些本屬法律上的問題。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使得公司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重政府及各部門的規制,輕法律制度,具體表現為:只要是政府的指令,均無條件地服從,不管這種指令對不對;只要是政府的規章制度,均遵照執行,不管這種規制符不符合法律。這些現象的存在,有歷史的原因、體制的原因,也有公司本身的原因,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法律規定,公司在運作過程中,只能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性規章,且地方性法規、規章不能與法律法規相沖突,公司應當理直氣壯地遵守法律、法規,對地方政府的規章應區別對待,有選擇地遵守,不能逆來順受,充當地方政府及政府職能部門的“綿羊”,公司同時應當充分依靠市場求生存,而不能一味依靠政府的行政權力進行不當競爭。總而言之,公司應依法運行,不應依規制運行。
    以上是筆者在法律服務過程中的一些感受,事實上,《公司法》實施過程中還有許多誤區,如:重資本投資、輕技術投資;重相互配合、輕相互制約;重公司間的不當競爭、輕公司間的取長補短等等。這些現象的存在,降低了《公司法》在公司運行中的作用,降低了公司的競爭力,產生了許多不必要之紛爭。目前,最高立法機構正醞釀對《公司法》進行修訂,試圖消除制度上存在的缺陷。但要真正消除《公司法》實施過程中的誤區,必須依賴于(1)公司操作者和各股東的法律意識的進一步提高;(2)政府職能部門絕對不能干預公司日常生產經營管理活動;(3)加強《公司法》宣傳教育,使《公司法》深入人心。只有具備這些條件,我們才能逐步擺脫或避免這些誤區,使我國真正進入現代公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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